郭化若 11 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我说有又没有

  1933年10月，红校改为红军大学，我仍在红大任教。政治上 的打击使我抬不起头，但我仍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补习文化。

  由于红校及红大经常请前线的将领来校作报告，学员也 是来自中央红军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或战斗骨干，消息还是灵通的。 只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苏区中央局，带来的尽是令人 忧虑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我虽然自身难保，但我对中央苏区 的发展前途，尤其对同志的安全十分担忧，有时彻夜难眠。 因为我已离开了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位子，连党票也丢了，有人 讥笑我是“杞人忧天”。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 敌“围剿”军分别撤到赣州、吉安、永丰、宜黄、抚州、南城、南 丰、广昌和宁都等县城内，被迫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处于守势。革 命根据地内，盘踞在一些土围子里的和邻近根据地外围的地主武 装更加恐慌动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 · 一八”事变，立即 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的热潮，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 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映在内部，加剧了蒋介石同两 广军阀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一基本情况还远未改 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还未被多数人所认识；以蒋 介石为头子的反动派新的“围剿”还必将到来，“围剿”反 “围剿”必将继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要准备长期同敌人的 “围剿”作斗争。

  而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损伤 消耗也不少，急需休息、训练和补充；红军吃、用、医药和冬衣 都需要大批经费。

  但兴国、宁都及其以北老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 摧残，有12个大集镇被敌军焚毁，房屋、庄稼、牲畜、器物等毁 坏殆尽，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无款可筹，也根本买不到伤病员急 需的纱布和药棉，更买不到布匹、棉花，使过冬的棉军服补充极 为困难。

  赣南根据地尚未同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第二次反“围 剿”后预计的战略进攻任务还没完成，许多由地主武装盘踞的土 围子，严重地妨碍群众的发动和革命政权的巩固。

  同志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的真实的情况出发，确定在打 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只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之敌，全 部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武装则与敌主力脱离接触，由兴国以 北地区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 又有我们一定工作基础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广大农村进攻，继续完 成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红军战略进攻所未完成的任务。

  并 规定，进攻中的工作任务是：一面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 给养，以加强与扩大红军；一面逐次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 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革命政权及人民 武装，以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

  在这些任务中，打土围子是关 键，因为土围子是豪绅地主赖以进行垂死挣扎的据点，只有打掉 土围子，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并捉得土豪筹得款 子。

  首先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 于都、会昌四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平、宁化、清流、 归化、太宁、建宁和赣南之寻邬、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 庾、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 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完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 据地。

  同志强调地指出：“上列20县共有群众400万，必 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更强大的 革命力量逐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宏伟的战略计划，同志于1931年9 月下旬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分散展开工作。

  第3军和独立第3师(由第35军改编)位于瑞金以西偏 北之于都地区，尔后(11月下旬)推进至筠门岭、寻邬、安远、重 石地区。

  第12军同闽西南根据地的新12军合编后，位于瑞金以东 之长汀地区，尔后则推进至宁化西南部和连城西北地区；

  第三军团(包括第7军)和新成立的独立第2师位于瑞金以南偏西之会 昌地区，尔后继续向外扩展。

  这一战略进攻计划实施的结果，红军在4个月中，攻克了会 昌、寻邬、安远、连城等县城，拔除了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 子几十处，消灭了大量土杂武装，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了25 个县的地境。

  在这些地区，重新分配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立 了党、团组织，恢复和建立了政权；动员了1万多名群众参加主 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壮大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实践证明这一战略 进攻计划是正确的。

  可是这一切都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持者，指责为 “消极等待”,“富农路线”,“极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

  从1931年 秋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不久，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王 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拥护者多次斥责同志不照苏区中央 局的决议执行，是组织纪律性不强。

  他们全盘否定中央苏区经过 5年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所创造的革命根据地的一切成就，否定 经过5年革命战争实践锻炼和检验所创造出的一整套从中国实际 情况出发、符合马列主义根本原则、能以少胜多的红军独特的战 略战术；把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正确政策、政权建设，以及对小 商小贩的正确政策，都说成是右倾。

  他们连想也不想一下，如果 没有5年艰苦奋斗创造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则当同志 在上海立不住脚时，又到哪里去呢?

  这里自然只有木屋、草房，不 如上海的洋楼，然而总算有个落脚之地，安身之所，没有特务的 威胁，没有强盗的抢劫。假如没有“当年鏖战急”,哪有“今朝更 好看”的这块根据地呢!

  宁都会议要改变党的军政方针、方向，要 撤销原来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对这等 大事居然不经过党内起码的民主讨论，不征询红军高级将领的意 见，只凭王明“左”倾错误的支持者很少几个人举手表决决定，就 将同志排挤出红军。

  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朱云卿 同志的话，“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难过得落了泪。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瑞金，临时中央负责人秦 邦宪兼苏区中央局负责人，临时中央实际上全部代替了苏区 中央局。“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实施，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糟。

  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歼敌3个师，是个战 役的胜利，这是应该肯定的。

  反“围剿”开始时，临时中央命令 进攻敌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久攻不克，红军反有被敌优势兵力围 于南丰城下的危险，才改变打法。

  随后，敌军第52、59两师从他 们的战略基地出发向前方战略展开，他们以为是在自己的管区行 动，丝毫不知道我军主力正集结在他们前进道路的翼侧，所以他 们是处在完全“不意”和“无备”之中。

  红军将领对这样的敌人 在自己面前通过，哪有不想在运动中歼灭他们的道理。不是哪一 个人主张打，而是大家都主张打。

  黄陂的歼灭战和草台冈的歼灭 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两役胜 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1933年5月，蒋介石即开始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 “围剿”,临时中央却不作反“围剿”准备。9月敌军开始进攻，临 时中央却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攻敌重兵扼守的据点，连遭失败 后又转为处处设防的军事保守主义。

  这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 的19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出卖，派到福建，引起该部官 兵愤慨所采取的行动，即“福建事变”。

  19路军一面派人同红军联 系，同时也同两广反蒋势力联系，以造成闽粤沿海联盟。蒋介石 异常恐慌，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寝。曾哀叹“中正诚不 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

  我党我军对福 建人民政府的策略正确与否，对第五次反“围剿”胜败是至关重 要的条件。

  同志曾主张真诚地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反蒋，把 我们的红军主力突进到闽浙赣皖广大地区，既可以在无堡垒地带 机动作战，威胁蒋介石统治腹地，粉碎敌之“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又可以从进攻福建的蒋军背后猛击之，可能时协同19路军 前后夹击。

  这样， 一方面红军多了一个同盟者同蒋军战斗，19路 军正规部队33个团，约有5万人；另外蒋介石要抽调兵力进攻19 路军，“围剿”根据地的兵力就会有所减少，可减轻我军的正面压 力。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却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 革命的改良主义”,“冒充人民与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巩 固自己的统治”,不听我军许多将领要求出兵支援19路军的建议， 坐视19路军的失败，丧失了大好时机。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马 列主义研究会上作题为《为着实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 国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的演说，歪曲地引用列宁对 “左”派幼稚病的论述，竟说：

  “19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 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一步的革 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屠杀工 农和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与南京有原则上不同的 政策的”。

  当时我听了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气。这位在某所红色教 授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 一下子就担任中国革命的全国领导，嘴 里背诵着列宁的词句，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更 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推行的是“左”得出奇的路线，他的滔滔不 绝的演说如果付诸实现，中国革命就会被断送。

  敌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用来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兵力有50万，加上周围配合的共100万，采用堡垒推进的新战略。 但不是不可以打败的。

  第五次反“围剿”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 政治领导、军事领导以至组织原则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特 别是排挤了同志的正确领导。

  临时中央主张分兵把口，两 个主力军团分开使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先既不出闽浙赣 皖，不援助福建事变，后在敌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稳步推进时，又 不以主力出湖南中部调动进攻江西的敌人到湘南而歼灭之，两计 不用，自然只有走向失败。

  在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进攻的第一、 二 、三次反“围剿”中，我是在同志身边，跟着正确的路线干。

  第四、五次反“围剿”中，我是站在旁边看。俗话说“旁 观者清”,我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看得更清，对 的正确理论的感情更深。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横行的 时期，我个人受迫害算不得什么,但眼见红军辛辛苦苦创建起来 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红军行动越来越被动，真是忧心如焚。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它几所学校组成了干 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

  当时，为了坚持苏区的斗争，留 下一部分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尽管革命处在危险的境地，有 人还在搞宗派，在红军离开瑞金时，乘机甩掉反对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的人。

  红校的某些人开始也想留我在苏区，新从日本归来 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同志说了话，要我工作，拟定长征名单时， 我才“榜上有名”。

  我编在团部， 因为陈赓同志要我做参谋工作，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 营报告，都是我的事。

  但我知道，这还是陈赓同志对我的 信任，对我的器重。我这样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人管 的。干部团的不少人自身难保，谁敢多接近我呢。

  我连一双布 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我的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 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的追兵， 只能跟上队伍，拼命往前走，停顿是没有出路的。我忍受多大的 痛苦也不必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困难 中。我咬紧牙关跛行8000里，到达了遵义，休整了几天才治愈。

  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 一片心”。倘使当年便战死或者掉了队，那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

  后来我到延安时向同志诉说了这段情况，毛主席在一次干 部会上还提到过，末后按语：“悲惨呀!”

  说有，是 指秘密准备大搬家，连石印板也要搬走；说没有，是说在路上没 有打仗的准备。

  到湘南可战而不能战，只是退却逃跑。行军中不 很好组织前后左右掩护。战略转移的方向是毫无道理的，要到湘 鄂西和二军团会师，那里地区比中央苏区较小而不是较大，群众 工作基础比中央苏区较弱而不是较强，兵力也很少(约6000 — 7000人),在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到那边，难 道敌人就不来“围剿”吗?

  大搬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过湘江时准备不足，组织 不好，指挥不当，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由8万减到3万人。

  蒋介 石判明红一方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布置了数十万人 的大包围圈。如果红军照原计划北上，确实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直 到将被消灭的大祸临头时，坚持错误主张的同志才在黎 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同志的建议，放弃了原来北上的计划， 决定向敌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前进。黎平会议可说是遵义会议的预 备 会 。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对我这样 的人是不信任的，像我、肖劲光、宋时轮等的行动开头都受人监 视。

  我记得一天下午快到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 个小山头上用轻机枪扫射。陈赓派一个参谋带1个营去把敌人轰走，未成功。

  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同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我，但我未露声色。

  我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他走在 前面，敌人枪响后，我叫他卧倒，他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他 的左腿穿了一个窟窿，只好叫人背他下去。

  我指挥大家利用地形 地物隐蔽自己，并指定1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 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回去了。我们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

  其实开始时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曾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 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对这段历史有怀疑，派人去查询， 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他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同志专门告诉 过我。

  不过同志一直是信任我的，长征开始他也 是随干部团行动的，走在部队的后面。湘江之战后，同志 的工作忙起来，往往晚上工作到深夜，然后同战士睡在一起。他 怕早上醒不来，要干部团特科营每天叫他起床，这任务实际后来 就落在我身上。

  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早上起来后洗刷完了不吃早 饭就上路，等走了几里路之后才掏出饭来吃，当然饭早凉了。当 时已进入寒冬，这样常吃凉饭怎么行呢?

  于是我每天早上到附 近村庄找老乡要上一水壶热米汤，交子龙同志塞在背包夹层中捂 着，主席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米汤了。这样做大约有个把月时 间， 一直到遵义。

  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 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 列严重错误，肯定了等关于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则，推举毛 泽东为，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干部团是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的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 有救了。

  我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 我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

  当然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无论怎样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关”是娄山关，也是中国 革命的难关，是惊险难越的，但终于越过了。

  会议是有准备的，准 备的重点是说服和争取当时在中最有实际领导权的同 志，而这种政治思想工作，是在由瑞金到遵义8000里路上80天 左右行军和休息中进行的，可见其难度和政治领导艺术的高超。

  犯 错误的同志承认了错误，由反对同志转到拥护同志。 这是180度的转变，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遵义会议上有人建议 由同志担任，但同志坚决推辞。当时中央书记未改选，军委主席、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也都未动，这是有利于团结的。

  3月11日后，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 成的3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这样，我军便在 同志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急夺泸定桥，在十几倍于 我的敌人堵、追、截、炸中，摆脱了出来，把敌人甩在6天行程 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上的奇迹，是军事指挥艺术无 比高超的表现。

  干部团一般走在大部队后面，参加一些后卫掩护 战斗，只土城战斗打得激烈一些，伤亡了几十人。

  当时强行军时 间多，但大家精神愉快，仗也打得很利索。一渡赤水走得最远，走 到扎西，走了约13天，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的原定计划， 集结扎西待机，设法调动敌人。

  二渡赤水，是发现在贵州北部的 敌军兵力空虚，我军即二渡赤水，急攻娄山关，消灭王家烈贵州 武装8个团。王家烈由此丢了贵州省长，这给地方实力派很大震 动，他们开始害怕红军了。

  接着直奔遵义，击溃敌吴奇伟两个师。 当敌人以为我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时，我军迅速向西北上，三渡赤水。

  这次打起火把夜行军，但过了赤水只走了两天，即在鱼岔、铁厂(在古蔺县城东)停止。

  敌军一见我又向西北移动，误 以为我们又将在宜宾附近渡江，即调全部机动部队平行追击。

  这 时恰好蒋介石到了贵州。同志判断敌军已被我调动(云南 龙云部早已调离昆明，乌江守军吴奇伟纵队已离乌江北上)。我军 立即紧急地隐蔽地四渡赤水。

  这时敌军打着火把大举向西北急追， 我们主力则悄悄地向东南急进，在贵阳城东不远处过了乌江，并 派出小部队向遵义佯攻。

  二是派 小部队向贵阳城佯攻(此时蒋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无兵可调， 只好让龙云部队守卫)。

  然后，沿贵阳至昆明大道以南的山区向西 急驰前进。这回是急坏了云南地头蛇龙云。他怕红军占领昆明 (昆明和越南的铁路相通，当时法国是由参加的人民阵线掌 权，敌人怕我打通同河内的联系，取得法共的支援),更怕蒋系部 队进占了他的老家。

  我先头部队也派了少数部队在城外10多里地方佯攻一阵，而 主力则分3路向北急进。

  左右两路到达金沙江边时都未找到渡船， 或渡船过少或流急而不能过江，只有中路以干部团第3营为前卫， 星夜急进到了皎平渡，得了六条较大的渡船(每船约可容1排 人),并修好一条破船。

  于是左右两路之一、三军团，除三军团之 13团从洪门渡过江外，均调到皎平渡来，总部和一、三军团主力 都只有这一渡口。当即多方大力动员当地船夫帮助，七条船日夜 不停地漕渡，渡了6昼夜，才将全军渡完。

  这样，等红军全部渡完时， 敌追兵才赶到江边。我军战略机动的巧妙，把敌人甩在6天行程 以外，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

  红五军团文工团在渡过金沙江 后，演出了一个短剧叫《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日夜奔走，追到 江边，毫无所获，只拣到一只破草鞋。

  过了金沙江，前面还有条大渡河。这中间是少数民族区域，有三派奴隶主控制这个区域，都有武装。从前石达开就因在此地区 稍作逗留，以致被清兵袭击，全军覆没。蒋介石大肆鼓吹，说红 军将重蹈石达开覆辙。

  当时干部团的教员和学员还在行军中开展 了“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及为什么”的讨论。大家回答是 红军不会重蹈石达开覆辙，红军将所向披靡。

  事实证明讨论的结 论是正确的。我军派等同志与三派中较好的一派首领谈判， 以送枪和现洋买路，借路通过，不住宿该地，保证不惊扰为条件， 达成协议，饮血酒为盟，乃急速通过。

  通过后留下2个步兵连，由总部卫生部政委率领在北端边界上展开工作，第2晚即得到电讯， 由于一些同志不警惕，遭到袭击，被残杀无遗。

  我军过了少数民族区，赶路到大渡河边之安顺场，只得两条 小渡船(能容四、五人),当时流速太大，惊涛骇浪盖船而过，显 然无法渡过全军。

  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到河边观察，决 定除红一军团1个师和干部团仍在此赶渡外，其余全部沿河向泸 定桥急进。两岸部队昼夜不停，夹河跑步， 一昼夜走240里，抢 夺了泸定桥。

  此处河宽300来米，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峭壁，高 耸入云。我和陈明上船后，渡口空寂无人。

  渡河很危险，我们前 面一只装满物资和骡马的船.在河中心由于骡马乱动而触礁沉没 了。我们的船行到河心，被浪抛上跌下，船身倾斜成45度，大浪 盖过来，人就得从水下钻上来，从头到脚被水浇一遍。过了河，陈 明同志风趣地说：“身上的虱子都抖干净了。”

  过了大渡河，在安靖坝住了两天，沿河上行，进了泸定县后 又沿大渡河右岸逆行。

  大约6月初，干部团要我单独带1个营掩 护卫生部，走在最后。长征队伍中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徐特立、 董必武、谢觉哉等被称为“五老”,也跟卫生部行动。

  一天从汉源 县的化林坪出发，遇到了敌机骚扰，由于分散隐蔽，“五老”走了 另一条道，我们到了水子地宿营时，还不见“五老”,我便带着战 士往回找，天黑时才迎回“五老”,因为那一带敌川军杨森的部队在活动，情况很复杂，当时搞得很紧张。

  过了天全、芦山，从宝兴城往北就过夹金山，这是长征途中 第一座大雪山，我曾写过一首诗：

  上山前我们都喝了姜汤，但身 上只穿单衣，到了山脚下就感到寒气袭人，越往上走冷得越厉害。 到了山顶，冻得浑身发抖，加上空气稀薄，迈步十分艰难，我还 有保护“五老”的任务，但也从“五老”身上吸取了力量。他们 比我大20多岁，没有一个掉队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过了雪山，天晴了，明亮了。看到山下有部队来回走动，接 着听到前面欢呼“一、四方面军会合了。”

  这是大家日夜盼望的时 刻，人人兴奋异常，走变成了小跑。我们进入达维镇时，红四方 面军的同志还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呢。

  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我军力量大增，本来是大有作为的时 候。可是张国焘倚仗自己领导的军队人数多，看不起中央。

  红四 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陕川边时只有二、三万人，到了通江、南江、巴 中地区，依靠三县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和贫雇农的积极参军，才有 新的发展，四方面军最多时人数达到8万。

  张国焘贪天之功，以 此威胁和反对中央，想当党中央或主席。中央坚 决不同意，后来由周恩来同志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给张，张才勉 强接受。

  张国焘最怕和胡宗南打仗，主张退到西康、西藏少数民 族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妄图在贫瘠边远地区建立独立王国。很有 点像《风尘三侠》小说中所描写的虬髯公的思想，争不到中原皇 帝，就宁愿到沿海小岛上去当皇帝。

  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 续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的新高 潮，并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

  松潘守敌为胡宗南部(约1个 师),孤立无援。攻城虽不免有伤亡，但打下松潘， 一、四方面军都可不经草地，向北直上川甘边，可大幅度减少伤病员。

  张国焘怕 和胡宗南打，红一方面军自愿承担攻城任务，并决定统一归红四 方面军同志指挥。命令下达了，第二天张国焘不执行中央 决定，他一个人坚决反对，不肯打。结果失去了战机，只好改绕 毛儿盖地区大草地边上通过。

  草地是一片大沼泽地，天气十分古怪，“半天云雨半天晴，处 处软泥处处坑；失足坑深不知底，无人无法助攀登。”

  不但这边天 云雨、雷电，那边晴天化日，而且顷刻之间这边天和那边天会互 换过来。地上到处有陷坑，只有请人带路，沿一条小路可以前进。

  茫茫无际草地，我们只走了一个角，用了5天半，沿途看见用树 枝搭的棚子内，遗下许多伤病员；还看见一匹马陷在泥坑中， 一 动不动，永远都不可能再起来了。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红军总部于8月3日拟定了迅速北上， 进攻夏河流域，消灭蒋敌主力于洮河的战役计划。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3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 两个军团组成，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总参谋长 率领，经阿坝北进；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 军2个主力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陈 昌浩，参谋长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和干部团随右路 军行动。

  右路军进入巴西、阿西一带，等了10多天，到8月底了， 左路军仍未赶上来。

  其实左路军走不多远，张国焘就借口前面有 河不能徒涉，中央电复派工兵前往架桥，他仍拒绝北上，并擅自 命令左路军全部南下。

  9月9日，还秘密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 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情况万分危急。当晚，和中 央其他同志决定立即脱离险境，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 大、干部团北上，沿包座河上游向东北方向行进。

  干部团住在一 座大寺内，10日上午紧急集合出发，在路边休息待命。等到 下午周恩来同志满脸怒容走过来，对同志说：“走，出发。” 干部团立即跟着出发了。

  部队通过了卡岗寺敌人的封锁线，翻过了两座山，连夜行军80里，到 了一个小村庄宿营。

  第二天继续北进，当爬上一个山坡时，有几 个骑兵通讯员，边跑边喊：“陈昌浩政委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开 始没人理他，接着红大教育长李特(四方面军副参谋长)高喊： “停止前进!”

  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在半山坡上出现了，他一手叉腰，一 手在空中挥舞，高声喊道：“愿意跟党中央北上的跟着走，愿意回 去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

  李德松开了手，李特气势汹汹地走到跟 前，用质问口气说：“没有总司令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还要走?”

  李特又对正在行进 的队伍大肆煽动说：“北上是右倾逃跑，你们应该停止前进，不要 上当。”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 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 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 交给他。”

  我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 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 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成任务。

  约莫个把钟头过 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 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转交给他 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讨论了北上的战 略方针，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 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之后，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 力继续北上，机智英勇地夺取了腊子口，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然后攻占了榜罗镇，翻越了六盘山，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二 万五千里长征，在我军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